《意见》指出,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支撑。多年来,受拦河筑坝、水域污染、过度捕捞、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影响,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严峻,水域生态修复任务艰巨。

　　《意见》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为主,强化完善保护修复措施,全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把“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有关要求落到实处,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格局。

　　《意见》明确,到2020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现常年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建设和监管能力显著提升,保护功能充分发挥,重要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关键生境修复取得实质性进展,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性增长,水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基本遏制。到2035年,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生生物栖息生境得到全面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显著增长,水域生态功能有效恢复。

　　《意见》提出了开展生态修复、拯救濒危物种、加强生境保护、完善生态补偿、加强执法监管、强化支撑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7个方面19项政策措施,涵盖了生态修复、生态调度、增殖放流、健康养殖、珍稀濒危物种抢救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栖息地建设管理、生态补偿、全面禁捕、执法管理、投入保障、科技支撑、责任落实和社会动员等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有关的全过程和各环节。

　　《意见》提出,要将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纳入长江流域地方人民政府绩效及河长制、湖长制考核体系,进一步明确长江流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水生生物保护方面的主体责任,根据任务清单和时间节点要求定期考核验收,形成共抓长江大保护的强大合力。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去产能和调结构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的通知》明确,对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企业,自停产停业次月起,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但企业享受免税政策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两年。

　　在通知发布前,企业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但涉及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尚未处理的,也可执行这项政策。

　　通知要求,按照去产能和调结构政策要求停产停业、关闭的中央企业名单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发布,其他企业名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去产能、调结构主管部门认定发布。

　　企业享受这项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减免税申报,并将房产土地权属资料、房产原值资料等留存备查。

　　经查,赖小民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针政策,盲目扩张、无序经营导致公司严重偏离主责主业,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造成恶劣政治影响；搞政治投机,为个人职务升迁拉关系,搞美化宣传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参加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违规组织公款宴请,频繁在私人会所和高档餐厅接受私营企业主宴请,安排或接受下属单位公款接待亲属旅游。违反组织纪律,在人大代表选举和干部推荐过程中搞非组织活动,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任人唯权、任人唯利、任人唯圈,严重污染企业政治生态；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品、礼金,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亲友经营活动谋利,与多名女性搞权色交易。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决定公司重大事项,越级插手具体项目。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

　　赖小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完全丧失,党性原则荡然无存,擅权妄为、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生活奢靡,甘于被“围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并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且毫无顾忌、不知敬畏、变本加厉,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群众反映特别强烈、腐败问题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赖小民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人民法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草案、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救援衔条例草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公务员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公司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野生动物保护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专利等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国和格林纳达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议案、中国和格林纳达引渡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2017年度国有资产的综合报告和关于2017年度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加强对民事诉讼和执行活动法律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防震减灾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就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意见等作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有关议题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王东明、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王岐山表示,当前人类社会面对许多共同机遇、风险和挑战,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法都是拥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伟大国家,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和马克龙总统为新时期中法关系发展规划了蓝图,双方应加强各层面各领域的了解、对话与合作,把蓝图变为现实,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两国青年不断加强往来、增进了解、深化合作,为打造更加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中法关系作出贡献。

　　论坛代表表示,中法青年领导者论坛是两国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将继续致力于凝聚共识、促进合作,推动中法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彭华岗说,针对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和关系,可以讲三句话:

　　首先,要坚持用“两个毫不动摇”来认识和把握国企民企的根本关系、长远关系。一方面,要看到国有企业地位重要、作用关键、不可替代；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党中央历来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发展。

　　第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也是双赢的。我们鼓励支持民企参与国企改革,也鼓励支持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同时,国企、民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原则,实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赢的。

　　目前,中央企业下属各级子企业三分之二都已经是混合所有制企业。近年来,央企推进“瘦身健体”提质增效,减少了1万余户企业法人,其中2618户是将控股权让渡给了民营企业。

　　第三,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进和退”,都是基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化行为。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一直以来都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目的是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

　　他是在15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回应相关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彭华岗表示,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一样,国有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他说,我们注意到今年的B20会议上有人提出所谓“国企扭曲市场竞争”的议题,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国有企业经过改革已经完全融入市场、同其他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的事实。

　　“因为三全的老厂子在这,所以这条路就叫三全路。”不少老郑州都能说出这个路名的来历。

　　郑州人口中的“三全”,就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速冻食品企业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乍看起来,三全路与别的市内道路无异,车流涌动,路两边高楼林立。可每次走到这条路上,76岁的陈泽民都会有种别样的感受:“它是有故事的,也是有内涵和意义的。”作为三全食品公司创立者,每每走到这条路上,老人会想到自己的创业往事。

　　“当时刚建厂,四周都是荒郊野地,并没有路,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新修了这条路,也就是现在的三全路,”陈泽民说。2008年,三全食品在深交所上市,为了嘉奖企业贡献,当地政府就将这条路的冠名权有偿出让给企业,从此这条路改名为“三全路”。

　　何为“三全”?故事要从1978年说起,当时,崭新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年轻的陈泽民还是身在重庆的一名外科医生,他敏锐地嗅到变化。次年他从重庆调到郑州市一家医院工作,有了更多机会到广州、深圳出差,看到沿海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陈泽民也受到深深触动。1988年,他和爱人借了1.5万元办起了“三全冷饮部”,以家人的名义搞起第二职业,专门经营软质冰淇淋,这也是三全食品最早的雏形。

　　身为重庆人的陈泽民,一直有自己动手做汤圆的习惯,一年冬天到哈尔滨出差,见当地人包饺子一次包很多,吃不完就放到户外冻着,于是他突发奇想:饺子能冻,汤圆也应该能冻。1990年,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陈泽民手里被研制出来。1993年,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三全汤圆的日产量就已达到了30吨。

　　“其实,名字是我母亲起的,她是一名小学教师,她说你们这些搞个体户的,如果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你们敢这样吗?”陈泽民说,“三全”就是感念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我哪敢想做第二职业。”

　　“有时宵夜吃速冻汤圆,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没你我们可吃不上。我说,没我你也能吃上,但没有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可就真吃不到了。”陈泽民笑着说。

　　三全食品伴随着时代的脉动不断发展壮大:1993年三全食品厂成立,1998年改制为郑州三全食品有限公司,2001年变更为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三全食品在深交所上市。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原来作坊式的小工厂已发展成为具有400个品种的大型企业集团。

　　从三全冷饮部到食品厂到食品公司到股份有限公司再到如今的上市公司,企业的名称、规模、组织结构、管理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泽民的称呼也从“陈师傅”变成“陈厂长”再到“董事长”。“名头越来越大,但‘三全’二字从来没有变过。”他说。

　　陈泽民说,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进一步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发挥企业家作用,有的地方还提出政府是企业的“店小二”,树立起强烈的为企业服务意识,这都让他备受鼓舞。

　　从无到有,从小路到主干道。全长10公里的三全路直通郑东新区。40年流光过处,改革开放的中国用无数普通人的故事、用活力与生机向世界宣告“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陈泽民最初的梦想只是希望通过办企业让家人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不曾想,一颗小小的速冻汤圆最终走向全国、走出国门。“这些都得益于我们走的是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陈泽民说。

　　“三全是在不断的思想解放中发展壮大的。”陈泽民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今,三全的接力棒已经递到了下一代人手中。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70多岁的陈泽民再次“下海”,投身于地热能源开发。

　　北京市老龄办介绍,近年来,北京市老龄人口数量增长较快。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从2012年的262.9万增长至2017年的333.3万。北京市平均每天净增500余名6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天净增120余名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预计到2020年,北京市户籍老年人口将超过380万,常住老年人口将超过400万。

　　此外,白皮书中显示,北京市老年人中长寿特征凸显。从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80岁及以上户籍高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提升到4.1%。2017年北京市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为82.15岁,百岁老人数量也由2012年的544人,增长到2017年的833人。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等有关数据,1953年上海仅有1名百岁老人,2011年百岁老人数量首次突破1000人,2017年这一数字首次突破2000人。截至2018年9月30日,上海百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28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246人。性别上看,男性占25%,女性占75%；年龄上看,100至102岁占82.9%,103至105岁占14.9%,106岁及以上占2.2%。

　　在最新公布的寿星榜中,111岁的徐素珍成为上海最高寿老人。家属表示,老人性格开朗、心地善良,平时省吃俭用,但只要谁家有困难,她都会捐钱相助。在子女们看来,平时多孝敬,保持家庭和睦,也是老人的长寿秘诀。

　　北京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七条“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规定,网络运营者对用户发布的信息具有审核管理义务。360doc个人图书馆对其站内信息疏于管理,导致违法违规信息大量存在,产生恶劣影响。

　　360doc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严格落实管理要求,立即进行彻底整改,确保依法运营。

　　日前,记者以合伙经销商身份进入位于中福丽宫品牌基地的“长寿工程”会场进行暗访。会销活动开始前,老人们先接受了“藏式传统药膏按摩”的免费体验活动。半小时后,会销活动开始。据记者观察,当天有200到300位老人参与。

　　记者发现,为获取老年人信任,主办方会先要求老人交付现金换取产品券,有的老人交了100元,有的则交了8000元。在讲授过程中,主办方先将现金归还给老人,并赠予老人号称价格不菲的赠品,使老人防范心理降低,最后通过各种推销手段,把老人手中的钱再次拿到手。

　　一位连续参加了5天会销活动的老人告诉记者,现场讲师先送给每人一份声称价值12600元、现场只售7000元的“青藏1号”产品,称这款产品可以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

　　“讲师现场还播放了心脏搭桥手术视频,在场的老年人看了很害怕,几乎都买了产品。”她说,卖产品时,讲师说第一份是免费送的,第二份需要购买,不少老人在营销手段的诱导下,又将退还的7000元主动交给工作人员,购买第二份产品。

　　她告诉记者,5天来,她一共花费了8900元,包括7000元的“青藏1号”,以及其他名义花费的1900元。

　　记者注意到,“青藏1号”产品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标识或批号,有的仅是食品批号,其配料也只有白刺果、黑枸杞、番茄和香菇。

　　记者调查了解,在“长寿工程”所组织的会销活动中,现场会销由该公司负责邀请讲师、销售产品、录制视频,合伙人则负责组织老年人到现场“听课”。在为期多天的活动里,组织者会安排三次“卖货”,所得利益与合伙人五五分成。

　　一位曾经与“长寿工程”合作过的经销商告诉记者,这些合伙人都有自己的线下直营门店,售卖保健床垫、高电位治疗仪等产品,光顾者以中老年人居多,使合伙人拥有不少老年客户资源。“但直营店的利润远没有会销来钱多、来钱快。”

　　他告诉记者,与“长寿工程”合作时,他销售的是一款标价2380元的负离子驻波机即净水机,四五百名老人中有一半掏钱购买。实际上,这款净水机成本只有200元左右,根本起不到宣传中的功效。

　　记者了解到,去年7月,国务院食安办等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此后,针对保健品公司借会议营销坑骗老年人的情况,全国多地掀起整治风暴,取得一定成效。但是,顶风作案的情况仍有发生。

　　记者在此次暗访中发现,为躲避打击,会销手法更加隐蔽。知情者告诉记者,“长寿工程”从7月份开始在中福丽宫品牌基地进行了多期会销活动,其间有一些老人及其子女因组织方拒绝退款或发现情况不对而选择报警。此后,会销活动转至度假村中进行。“在哪开、几点开,组织方要到前一天晚上才会通知合作经销商,怕走漏风声。”

　　公安部门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一些商品“食药同源”的特效,为逃避法律处罚,不少商家用药物效果骗取消费者,但在注册产品批号时使用的是食品批号。多数会销人员要求老年人以现金形式进行交易,无形中减少了交易痕迹,增加了打击难度。

　　执法人员建议,应强化多部门联合执法,对产品来源、宣传行为、营销手段等的合法性进行核查,及时固定证据,形成打击合力。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方问禹)农产品共享集散平台、生态循环种养系统综合服务商、LED灯植物工厂……为期一个月、正在浙江举行的乡村创业创新大赛上,浙江农业新业态百花齐放。

　　浙江,既有田园牧歌,又有贴近都市生活的现代乡村,正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土。

　　正在举行的“农行杯”第二届浙江省农村创业创新项目创意大赛上,温州苍南县农创客曾祥亮带来的“庄稼医院”项目,获得了浙江省农业厅专家、投资机构和媒体评委肯定,以高分挺进决赛。

　　大学毕业后,曾祥亮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当技术员,看到乡村农技匮乏、农药过度使用和农产品安全存忧的情况,便创办了温州市第一家庄稼医院——苍南县信实庄稼医院。通过研究推广基层农技、供销优质农资,其每年服务农民超过1.6万人次,目前已有4家实体连锁分院和1家网上医院。

　　西红花种植深加工、农产品共享集散平台、生态循环种养系统综合服务商、农业植保综合服务中心、LED灯植物工厂、品质农产品社交电商平台……从生产到组织方式,以农创客为主体的乡村业态创业创新,带来了浙江农业三产融合“百花齐放”。

　　浙江省2015年提出农创客概念,是指年龄在45周岁以下,拥有高校大专及以上学历,在农业领域创业创新,担任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或拥有股权的人员。

　　目前,浙江农创客群体超过1700人,其中近九成是80后、90后,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56%,且不乏名校毕业生、名企高管等。在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农创客发挥着生力军作用。

　　浙江农创客群体当中,纯粹的“农二代”仅占比28%,曾在都市就业和一些“土生土长”的城里人,构成了农创客主体。在他们看来,兼顾田园牧歌与都市生活、“离城不脱城”的现代乡村,正是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热土。

　　“高速交通和互联网,从本质上改变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缙云县朱子阁家庭农场创始人陈诗洁说,在乡村也不会远离信息、脱离时代,反而能享受难得的自然与宁静。

　　不同来路的双创青年为乡村注入了丰富的活力。事实上,除了专业知识、市场意识、接纳新鲜事物等年轻人共有的特点,浙江农创客群体更是一支实战能力突出的创业劲旅。

　　统计数据显示,64.5%的浙江农创客“先工作、再创业”,他们更具备沟通协调能力、组织指挥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品牌意识、市场洞察力和宣传推广渠道,这些综合因素引领了乡村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林健东说,农创客给浙江三农发展带来了新的能量和活力,他们注重以精细、生态、科学的生产过程来强化农产品的绿色安全,不仅影响和改变农村传统的生产方式,带动农民跟养跟种,也让更多农民分享二、三产的利润,带领农民走上了增收致富路。

　　10月10日,浙江成立了全国首家农艺师学院,学院导师包括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的粮油、蔬菜、水果、畜牧等领域专家,也包括来自浙江乡村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种粮大户、浙江乡村振兴带头人等,学院首批104位学员大多是农创客。

　　在培育壮大农创客群体方面,近年浙江省有关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新招、实招。比如浙江省农业厅专门出台《关于支持农创客培育发展的意见》明确,鼓励农创客承担综合性、融合性项目,采用直接补助、项目扶持、贷款贴息、担保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推动财政支农项目服务重点落实到符合条件的农创客。

　　浙江省财政厅整合设立了现代农业发展等专项基金,明确将农创客纳入支持范围；浙江省级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的业务向市县延伸时,也明确覆盖农创客群体,通过保费补贴、风险代偿等形式给予担保支持。

　　此外,浙江省农业厅还牵头成立由农创客、农技专家、涉农高校、科研机构、创投机构等主体参加的浙江省农创客发展联合会,打造统一资源平台,鼓励农创客抱团发展,2017年113名会员营业收入4.48亿元。目前,浙江多地市县级的农创客发展联合会正在集中成立。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唐冬寿说,目前浙江农创客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队伍规模还不大,缺技术、缺经验、缺支持等问题还比较突出,与乡村人才振兴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浙江省农业厅对此将进一步培育壮大农创客群体,目标到2022年建立起一支3000人左右、涵盖农业主要产业、创新引领作用突出的农创客队伍,并构建起框架完整、措施精准、机制有效的农创客政策支持体系。

　　这“没有围墙”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沪郊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融合式发展。上海市农委有关人士解释道,沪郊乡村振兴中的融合,有两层意思:一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农字号”从农产品生产一直不断地向乡村休闲文化旅游这样的服务型产业层次延伸,在产业链上“从头走到尾”；二是城乡融合发展,在缩小城乡差别中保持城乡活力、风貌与生活方式和节奏上的区别,“城乡一体化”而非“城乡一样化”。

　　近年来,上海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入里地清理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沪郊一个十分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沪郊最大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膜大棚种植的5倍以上,产品口感也过硬。目前在廊下郊野公园21.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有20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也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沪郊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合。在刚刚过去的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参与和组织的功劳。她说:“乡村振兴是条线,把乡村有意味儿的好东西、美珍珠都串起来了。”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侬(沪语“你”的意思)的乐园”。“农+农”,延伸到“农+侬”,城里的“侬”也融入其中。农房变成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做“涵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游客入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沪郊的乡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上海城里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是不一样”。

　　永联村是上海闵行城市发展中一块“夹缝地”,村里有七个村民小组。其中,记者两年前曾经采访过的吴介巷最为脏乱差。面积仅474亩的吴介巷,当时聚集生活着6000多人。村里违章搭建的“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随处可见,各种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品随处堆放,河水污浊不堪,走在村里闻到阵阵恶臭。

　　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中村”是困扰许多城市治理的“顽疾”。而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永联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有什么做法和经验?

　　“彻底改变城中村面貌,拆、建、管,一个都不能少。而且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管。”永联村党总支书记吴子明介绍说,“2016年上海开展大规模‘五违四必’环境整治工作,村里积极响应,大刀阔斧进行了拆违工作,共拆除违章建筑5万平方米。同时,通过水系整治、绿化布置、路网贯通、公建配套、墙面刷新等硬件设施的建设,把吴介巷改造为封闭式管理的村民小区。”

　　紧邻吴介巷的南侧,有一个钢材堆场也是违章建筑。经过环境综合整治,拆除堆场,“还地于民”,建设了一个占地约60亩的永联文化生态园,集生态景观、休闲健身等功能于一体,还搭建了“百姓戏台”,成为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场所。

　　村里的公共设施不够。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利用拆违腾出的空间,永联村投入资金,在吴介巷配备配齐服务设施,为村民们提供城市化的公共服务。比如,设立村综合管理服务站,开设外来人口登记管理、村民房屋出租登记和公用事业收费等窗口；设立农村司法调解室,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解决农村民间纠纷；设立便民服务处,提供小菜场、衣服洗涤、热水供应等服务,解决服务村民最后“一公里”难题；设立老年服务中心,为村里老人提供书报阅览室、棋牌室等公共服务设施。

　　为了加强长效管理,村里成立了吴介巷(物业)综合管理办公室,下设由居民们组成的保洁组、治安组、违建组等工作小组；组建了由村民参与的上海永闵物业有限公司,既解决了本地村民的就业问题,又能让村民参与村庄自治管理。

　　物业公司对吴介巷实行封闭式管理,主要出入口配备自动门禁系统,门卫室保安24小时值班；实现路灯、高清监控设施全覆盖,配备由专人负责的标准化大屏幕监控室；村里统一新建停车场和公共晾衣架,解决村民停车难、乱晾晒问题；将管理责任人、管理区域、联系电话、前端管理任务清单等张榜公告,村民若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找到责任人。

　　不过,为村民提供城市化公共服务、采取城市化小区的管理模式,这都需要钱和办公场地。但村里资金不够,也没有公共用房,怎么办呢?

　　经过探索,永联村采取了“民房回租再出租”管理新模式,统一回租村民们的空置房,再经过统一装修进行出租。既解决了村民们各自将民房出租不安全、不规范等问题,也解决了村里的管理用房和物业管理资金问题。

　　目前,永联村通过三个渠道来解决吴介巷物业管理费用。一是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贴,二是停车费收入,三是“回租再出租”的差额收益。因此,村民不用自己掏“腰包”交物业费,就可以享受到和城市小区一样的物业服务。

　　从脏乱差的“城中村”蝶变为现代化的“美丽乡村”,永联村的村民们幸福感大大提升。闵行区梅陇镇党委书记杨建华说:“永联村的改变,是改革开放40年来,梅陇镇日新月异的一个小小缩影,也是上海闵行区从城乡接合部向现代化主城区迈进的一个生动见证。”

　　“咱们村沼气池每天处理粪便45吨,可以解决村里养殖业产生的所有粪便。”沼气池管理员韩建平说,村里的沼气接通使用后,全村300多人烧水做饭都用上了免费的沼气,一年能节省生活开支7万多元。

　　养殖是西庄头村的主要产业,全村养猪户年存栏量8000多头,年出栏量2万多头。韩建平说,虽然养殖业的发展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但是养猪产生的粪便多又难处理,搞得村里又臭又脏,成了大家的头疼事。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西庄头村向上级争取了160万元,投资建成800平方米的农业新能源沼气池。如今,走进村里,再也闻不到臭味,彻底解决了粪便污染环境的问题。

　　西庄头村党支部书记韩卫国介绍,养殖业产生的粪便经过沼气工程处理后,产生的沼液和沼渣都可以作为有机肥,免费提供给村民种植果树和蔬菜。“我们村种了1600亩树,树下种植土豆、大葱等,现在全部用上了沼肥,一年下来能省下20多万元的肥料钱。”

　　“大棚蔬菜使用沼肥后,绿色健康品质好,在市场上很受欢迎。”说起沼渣、沼液的效果,村里的大棚种植户孟现金连声称赞。

　　如今,西庄头村已经形成集“养殖—沼气—种植”为一体的生态循环农业体系。而对村民来说,猪粪也不再是以往污染环境的包袱,摇身一变,成了能省钱增收的宝贝。

　　走进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赵家乡,道路两旁的田地里和村头的空地上,一个个白色和蓝色的“大球”格外引人注意。

　　“这些都是刚打包好的饲料草包。”赵家乡墙头村村民马成明说,眼下正值饲草收获季,他已经把家里的6亩玉米全部加工成了青贮饲料。“再过一个多月,家里的牛羊就能享用这些‘美味’了。”

　　青贮饲料,就是将玉米棒连同秸秆一起粉碎,经过发酵变成饲料,能储存1到3年。“粮改饲”就是推广青贮玉米种植,把收粮食变成收饲料。“过去家里6亩地一直种玉米,一家6口人被‘栓’在了地里,一年下来也就7000多元收入。一头牛一年的饲料成本两三千元,种一亩玉米的收入还不够一头牛的生活费。”马成明说

　　去年,乡上开始推广“粮改饲”,马成明疑惑,把新鲜的秸秆连同玉米直接粉碎打包做成饲料,不会发霉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马成明在当地政府和农业合作社的引导下,只把2亩地的玉米打成了青贮饲料。没想到,这2亩地的青贮饲料不仅没有发霉,养殖成本还大幅下降,让他看到了致富的希望。马成明说,一亩玉米可打包成4吨青贮饲料,今年他把家里剩余4亩地全部做成青贮饲料,可以满足10头牛、100只羊的养殖需求,不用再额外花钱买饲料了,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临夏州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区,养殖业是农户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目前临夏州牛存栏量45万头,羊存栏量300万只,“粮改饲”种植面积29.9万亩,预计加工优质饲料247万吨。

　　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区引导农民利用燕山浅山丘陵地发展林果种植业,既带动农民致富,又绿化了荒山。目前该区果树种植面积达30万亩,年产各类果品近20万吨。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近年来,贵州陆续把“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山区贫困群众搬迁出来,并率先在全国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城镇化安置。如今,全省已有累计超过百万人搬离“穷窝”,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吃愁穿愁睡也愁,脑壳垫个木枕头；包谷壳里过冬夜,火塘坑里烟瞅瞅。”“土如珍珠,水贵如油,漫山遍野大石头。”贵州麻山地区流传的民谣道出了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贫困“代际传递”多年来难以改变。

　　“我家在麻山已有八辈子,也穷了八辈子。到我这一代,总算搬出了穷山沟,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麻山乡打务村贫困户王永庆说,他们家已在2016年搬迁到州府所在地的兴义市,好日子终于有了盼头。

　　“采取城镇化集中安置是贵州从实际出发的理性选择。”贵州省委副秘书长、省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王应政说,贵州山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有的地方曾经尝试从山上搬到山下,从边远村寨搬到中心村,实践证明,贫困群众难以从根本上脱贫,“从群众长远利益出发,贵州决定从2017年起全部实行城镇化安置。”

　　铜仁市扶贫办主任李俊宏说,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不但享受到了城市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更是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提升了就业本领,自主创业的搬迁户越来越多。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贵州将对188万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截至目前,已累计有121万人搬迁入住,其中112万人搬至城镇。这种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安置方式,让山区贫困户“快步过上了好日子”。

　　“实行城镇化集中安置,在投资成本、项目建设、就业脱贫、社会管理和群众动员等方面,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王应政说,为破解大规模搬迁资金投入难题,财力薄弱的贵州创新思路,实行省级“统贷统还”投融资机制,依托土地增减挂钩支持政策等渠道还贷,让市、县两级集中精力抓项目建设和贫困人口搬迁,不需承担筹资和还款责任。

　　各级成立平台公司管理资金,资金从省到县物理隔离、封闭运行。针对资金拨付使用政策盲点、支付标准、手续繁杂等问题,贵州省扶贫开发投资公司与国开行贵州省分行、农发行贵州省分行、贵州省政府金融办等部门协作,打通资金使用的“安全快车道”,解除地方政府的筹资之忧。

　　地处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的册亨县拟搬迁8.7万人,是贵州搬迁人口最多的县。册亨县委书记邓启鹏说,全县安置点建设面积约200万平方米,所需资金很大,“要是没有省级统筹,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

　　在组织保障上,贵州对易地扶贫搬迁实行从县(市、区)到市(州)党委副书记和政府分管领导“双指挥长”制,省市两级移民局长担任同级党委副秘书长,县级移民局长由县委常委或副县长兼任。贵州还规定,所有安置点全部由县级政府统一建设管理,严格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

　　近五年,贵州通过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等已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70.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7.75%。目前,贵州还有贫困人口约280万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王应政说,贵州在推进易地扶贫搬迁中坚守“两条底线”“一条红线”。

　　守住“不让贫困群众因搬迁负债”底线。贵州城镇化安置严格执行人均住房面积20平方米标准,促进人、房精准对接,同时要求安置房造价控制在1500元/平方米以内,简装成本控制在300元/平方米以内,并建立成本控制联席会议制度,由政府牵头实行大宗建筑材料集中统一采购,降低成本。

　　守住“一户一人以上就业”底线。铜仁市水库和生态移民局局长黄万清说,搬迁前做好市场与就业“双向调查”,以岗定搬,通过组织劳动力培训、外出务工、开发公益性岗位等,多渠道促进就业。对安置容量和就业岗位不足的,鼓励实施跨区县搬迁。铜仁市计划实施跨区县扶贫搬迁12.5万人,占全市搬迁总人口的43%。据统计,目前已入住城镇搬迁户,户均就业达到1人以上,基本消除“零就业”家庭。

　　守住“专款专用、资金安全”红线。贵州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纳入市、县政府年度目标绩效考核,层层签订责任状,实行督查、审计、稽查、明察暗访、考核“五位一体”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易地扶贫搬迁质量和成效。

　　位于太行山区的山西省壶关县五龙山乡水池村山多地少、资源匮乏。2016年,全村400多口人中有164人属于贫困户,村里的大多数年轻人都选择了外出打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

　　2017年,在扶贫干部的带动下,精准扶贫工作如暖风吹荡春水,迅速改变了山村面貌。水池村开始大力发展生猪养殖、蔬菜大棚、光伏电站等产业。2017年底,水池村实现了整村脱贫,全村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腰包鼓了、村民富了,水池村的村容村貌也焕然一新,村里1500米的水泥路、2600米的排污管道铺设好了,新建的文化广场、图书馆已经启用,老年日间照料中心、休息室、康复室正在加紧建设……一年多来,小小的水池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重阳节到来之际,村里琢磨着给老人们好好过个节庆祝一下。趁着周末,村民们在新建的文化广场上摆上桌子,放上花生、瓜子、糖果,请来的厨师忙着洗菜、切肉、和面,大伙一起精心准备着这次重阳节老人宴会。为了留住这个温情的时刻,村民还特意从县里请来了摄影师。宴会上,村里的老人们一起拍摄脱贫后的第一张大合影,记录这个特殊的时刻。新华社记者詹彦摄

　　西明嘎村是深度贫困村,全村350户村民,有174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接近50%。赵安柱从2016年8月来到西明嘎村,平时住在村部,只有节假日才回家。两年中,他带领工作队为村里打了30多眼抗旱井,摆脱了靠天吃饭；修了7.8公里的水泥路,实现户户通；帮村里引进了黄豆和冰小麦种植项目,实现了人均增收2000多元。

　　“赵书记可太不顾家了。”村支书田春生说。2017年10月和11月,赵安柱的二姐和父亲在山东菏泽老家相继离世。当时正是第三方评估组在村里验收脱贫情况,赵安柱最了解情况,坚持全程陪同。田春生曾劝他:“回去陪陪家人,这边用不着你。”但赵安柱还是固执地等到评估结束,才匆匆坐火车回老家。到家时,79岁的父亲已经因肺炎离世。5天之后,他戴孝回到了村里。

　　今年大年初一,妻子沈静突发疾病,欠下30万元手术费用。除了跟亲戚借钱垫付,赵安柱别无他法。巨额的债务让扶贫书记一夜之间成了帮扶对象。那一刻,赵安柱也体会到了因病致贫的可怕。

　　镇赉县委县政府得知此事后,发起水滴筹,为他募集欠款。短短一个月内,全县捐款达3000多人次,捐款额达30万元。西明嘎村的很多贫困户都自愿捐款,席跃军也捐了50元钱。“赵书记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帮他一把是应该的。”他说。

　　妻子手术后,需要一年的康复训练。但赵安柱又回到村里,继续扶贫。一些贫困户见了都不解地问:“你不要媳妇了?还不回家啊?”县里领导也找他谈话,要调动他回县里照顾爱人。赵安柱只有一句话:“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不离开村里。”贫困户被感动了,只能说:“我们快点脱贫,你好早日回家。”

　　郁双兰今年57岁,因心脏问题不能干重活,几乎失去所有收入来源。8月起,在当地政府引导下,郁双兰每天到村里的“扶贫小院”去缝毛球,晚上还可以拿一部分回家做,挣点“加班费”。

　　南宫市是中国羊剪绒之都,近年来,毛球作为毛绒玩具、皮衣配饰、日用品挂件的装饰品,成为消费新宠,市场需求旺盛。南宫市政府依托当地毛球加工企业,通过“公司+贫困户”的模式,辐射带动贫困人口参与毛球加工。当地在每个村找出一闲置的房子作为“扶贫小院”,由各乡镇与大的毛球加工企业签订合同,安排相关技术人员担任“扶贫小院”负责人,把毛球加工手工活带到“扶贫小院”,按贫困户加工量当场结算工资。

　　“南宫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5700户,贫困人口13627人,是河北省非贫困县中贫困人口较多的地区。为此我们选择了劳动强度低、易入门、工作时间自由的毛球加工项目作为扶贫工作的突破口,将‘生产车间’搬到贫困户家门口。”南宫市委书记刘金宇说。

　　为切实提高贫困户收益,南宫为每个“扶贫小院”提供10万元资金,用于购买缝皮机和缝球机,让毛球的缝制效率比普通设备提高2-3倍。南宫市大高村镇董土营村贫困户李应庄说,前几年为了给老伴看病,花光了家中积蓄,现在每天还要给她做饭,根本去不了远的地方,多亏有了“扶贫小院”,不用出村就解决了工作问题,依照目前的工作量,全家年收入能有1万多元。

　　如今,南宫市建立毛球“扶贫小院”30多个。当地还结合各乡镇特色资源打造了其他形式的“扶贫小院”,带动1500余户贫困户家门口就业增收。

　　墨西哥落羽杉、日本早樱、法国梧桐……进口博览会主会场国家会展中心附近区域的绿化工程中,汇聚了原产于世界各地的“万国”植物品种。邀请专家进行现场设计,按照青浦区的想法,进口博览会周边的绿化工程要打造出处处成景、四季常青的效果。

　　不只是市容绿化的美观,博览会主会场周边区域的面貌都已焕然一新。走在与国家会展中心一路之隔的小涞港河道,水质清澈见底,河底水草曼妙摇曳。

　　上海市青浦区水务局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让水更清,一方面控制污水流入、加快水体流动,另一方面引入矮苦草、狐尾草、菊花草等水生植物,该河段的水体透明度已大于1.5米。

　　上海市青浦区副区长陈庆江介绍,该区域内的12条道路进行了路面整修,23条道路进行了立面整治,共18.38公里道路的架空线全面入地,并落实了11处专用停车场的配套保障,累计折合小车泊位1万余个。

　　据介绍,青浦已建立日常巡查、专项检查和综合巡查的三级巡查机制,查缺补漏,确保进口博览会区域环境的整洁、美观。围墙上垂直绿化郁郁葱葱,紫薇、盆栽三角梅及毛鹃排列点缀在墙边,“幸运四叶草”形态的绿化景观引人驻足,青浦地域形状的“彩蝶”花景点缀其中……离进口博览会不到一个月,青浦正在用最好的状态,迎接四海客人。

　　如今,会展经济成为很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亮点,上海也不例外。进口博览会的会期只有6天,但是展会的溢出效应将一直延续。开放的理念将通过进口博览会深入人心,并转化为产业发展的良机。

　　作为主办地青浦,会展经济一直是其着重发展的四大平台经济之一。上海市青浦区政协副主席顾啸流表示,将借助首届进口博览会的契机,在产业部署方面做到资源承接、消费承接、功能承接和主题招商。

　　据介绍,结合进口博览会参展商、采购商、专业观众的特点,青浦区计划为海内外贸易类非营利性组织或机构、国内外商贸类企业和四大联盟企业以及功能性服务平台提供政策支持,在开办、租赁用房和经营活动等方面进行资金支持。

　　目前,青浦区和国家会展中心正在共同建设进口博览会的功能型服务平台——“海外贸易组织办公平台”,将为海内外贸易机构、组织、重点企业等提供空间支持、公共配套便利和综合资讯服务。上海市商务委授牌的专业服务平台“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平台也在建设中,帮助进口博览会的“展品”变“商品”,延展成可365天发展的产业。

　　“希望形成国外与国内、协会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兼容并济、共谋发展的产业大平台。”上海市青浦区区长夏科家说。

　　其实,进口博览会的溢出效应首先受益的,就是长三角地区。青浦背靠虹桥综合枢纽,面向苏浙广阔腹地,是上海唯一一个同时接壤江苏和浙江的行政区,是沪苏、沪杭、沪皖南等多条发展带的交会点。深度融入长三角,打破“边界效应”,一直是青浦的主动选择。

　　今年来,长三角借力进口博览会加强合作。5月23日,上海青浦与浙江省嘉兴市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海的西大门和浙江的北大门“联姻”；前不久,青浦与江苏省苏州市签署区域联动发展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区域合作不仅在产业发展上呈现融合态势,更为居民带来更多的民生福利。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已经从原来的浅层一体化向深层一体化发展,进口博览会将成为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机遇,青浦成为落地的“最佳窗口”。例如,江浙沪皖企业积极对接博览会有利于引导当地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紧跟全球产业和科技发展趋势,引进先进技术、标准和管理经验；也有利于当地进一步扩大进口,进而实现更大的对外开放。

　　青浦区委书记赵惠琴说,青浦将紧紧抓住进博会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着力打造中国全球采购的桥头堡、区域协同创新的主阵地、上海对外服务的大前门、江南文化发展的示范区,立志建成更高能级的上海之门。

　　据介绍,二道区将区级权限内涉及发改、卫计、教育等15个部门124项行政许可事项,统一划转到新成立的行政审批局,实现总办理时限压缩了60%,“只跑一次”事项达到90%以上,“零见面、零返工、零跑动”事项超过40%。

　　为了确保改革深入高效,二道区实施“全网通”的一网集成模式,实现了“统一入口、一网通办”,在审批系统内达到了审批局与各部门的无缝对接。二道区还以解决“权力碎片化”问题为重点提升改革效率,清理全区行政审批事项涉及的土政策、潜规则,全面取缔无法定依据的审批条件和申请材料,全面降低行政审批自由裁量权、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确保让群众“一次办成事”。

　　此外,二道区建立了立体监察体系,对事前受理、事中审批、事后监管全过程进行系统监督,全面做到“审批无障碍,群众无痛点”,群众满意率始终保持在99.5%以上。　(王雪梅)

　　新华社合肥10月14日电(记者汪奥娜)作为第二个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城市,合肥出乎很多人意料。

　　这个40年前的“江淮小邑”,凭借“先行一步”的改革魄力,潜心科研、培育产业、吸引人才,转身一变成为“创新高地”。

　　科技创新爆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使合肥一路“跨栏”式奔跑。十八大以来,GDP年均增长10.1%,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2.5%,综合实力进入省会城市前10位,成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

　　“五平方公里五万人,五条马路五盏灯。”这是百姓口中合肥最初的模样。

　　但是,这个“小城”有敞开胸怀接纳科研院所的“大肚量”,也埋藏下了发展的种子。

　　合肥从困难时期就腾出最好校舍安置迁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随后电子工业部16所、38所、43所相继迁入,到1985年,合肥共有省级及以上科研院所多达64个。

　　上世纪80年代,院士何多慧带领一批年轻人组建了同步辐射实验室。依托同步辐射、超导托卡马克和稳态强磁场三个大科学装置群和量子科技设施等,发源于合肥的重大原始创新接连引起世界瞩目。2017年1月,合肥成为继上海之后,国家正式批准建设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从编制滨湖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等规划,到配套出台“国内外顶尖人才引领计划”,再到主动对接国家科技创新重大项目,合肥不断聚焦原始创新。

　　2016年开始,合肥超导质子研发团队将托卡马克实验装置涉及的超导核聚变技术产业化,自主研制超导质子治疗系统。与传统放疗相比,新系统能够让正常组织遭受的辐射剂量减少达60%。治疗设备明年将进入调试阶段,未来有望大幅度降低治疗成本。

　　“随着沿海产业转移,合肥在2005年叫响‘工业立市’的口号,通过代建厂房、股权合作等方式让企业用最短的时间落地,家电、汽车、显示屏等支柱产业平地而起。”合肥市经信委中小企业局局长王十朋说。

　　在广东工作的时乾中选择回到安徽。“当时美菱、荣事达等大品牌带动,合肥已经形成了家电产业链集群,工业企业落户还有政策优待。”

　　今天,打开冰箱门,就有6成概率看到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门封条。在冰箱领域能耗竞赛升级的当前,万朗磁塑已经能参与到客户的产品研发中,提供冰箱门体解决方案,还先后在泰国、波兰、越南、墨西哥等国建厂。

　　抓住龙头企业,配套从产业规划、资金支持到人才培养的扶持政策,吸引上下游企业聚集,产业创新由“盆景”变成“风景”。

　　2008年,合肥投资引进了因高研发投入而背负巨大资金压力的京东方。10年来,合肥的新型平板显示产业实现了“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布局,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8.5代线和全球首条10.5代线先后建成,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型显示面板生产基地。

　　“创新活动见效需要时间,不仅靠市场无形之手,更需要政府勇担当、敢拍板。”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胡功杰说。

　　设立产业引导基金,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研发平台,取消和下放原有72%的行政审批事项……企业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数据显示,目前,位于合肥的国家与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总数达550个。在汽车、光伏、集成电路等领域,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加速成长。

　　早在2009年,合肥就“悄悄”地将科技成果鉴定图章锁到了保险箱,以市场论英雄。

　　“当时这是冒险之举。”合肥市科技局副局长何江说,“但只有打破体制藩篱,为科研人员松绑,才能激活科技生产力。”

　　产业支持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就整合起来,以“量身定制”的综合政策体系推进重点产业发展；中小型科技企业发展初期融资难,就重点解决,“合创券”将事后奖补前置,“投保贷”叠加担保与投资……

　　研二在读的韩东成没想到,2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家估值上亿公司的董事长。他与团队在校期间突破了等效负折射率平板透镜的关键技术瓶颈,手机上的地球图片透过这种“玻璃”就能显示在空气里,科幻电影里的无介质呈像成为现实。

　　2016年8月,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合肥市高新区。“高新区特事特办,以天使投资基金的方式去年底给了我们800万,一次性到账,买设备不用愁了,年底就能实现量产。”韩东成说。

　　在合肥,人人讲创新聊创新,发自内心尊重科技人才。“合肥市的第一条供暖线就是给中科大的。”何江说。

　　要“聚才”,更要“爱才”。合肥市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用于奖励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比例可达90%,开展股权和分红激励的企业已达170家,激励总额近4.7亿元,“合肥突出贡献人才奖”的入选者每人可得100万元奖励。

　　目前,合肥拥有“两院”院士108人,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27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852人。人才培植、聚集效应,将助力合肥新时代新腾飞。

　　新华社厦门10月15日电(记者付敏、陈旺、王朝)1981年10月15日,随着一声开山炮响,厦门经济特区在湖里破土动工,拉开了经济特区建设的序幕。改革开放40年的光阴流转,乘着新时代发展的东风,从文创园到自贸区、创新园,厦门湖里正在开启特区发祥地的新征程。

　　秋日的下午,暖阳照在湖里区海峡建筑设计文创园。在园区二楼的壹壹生活美学馆内,设计简洁的咖啡厅里,年轻人三两一桌。另一侧,则是陈列有书画、雕塑等艺术品的展馆。

　　这个由老厂房变身而成的生活美学艺术空间,由方式设计机构创始人方国溪一手打造。

　　20年前,方国溪在湖里找到一份设计师工作。“这里工厂非常多,一到下班时间,满街人头攒动,充满活力。”方国溪回忆,当时的湖里就是一片创业热土。

　　2006年,在“腾巢换凤”政策驱动下,湖里工业区转型升级,老工业厂房迎来文化创意的新生。2012年,方国溪带领团队以文创者的身份进驻海峡建筑设计文创园,并深入参与园区的改造提升。

　　“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湖里老工业区承载着一代人的记忆、特区的记忆,是特区的品牌、历史和积淀。”方国溪说,在这里搞文创产业,就是秉承历史,谱写新篇章。

　　2016年,湖里区委、区政府提出在厦门经济特区发祥地的工业核心区内,打造创意产业园“特区·1980”,湖里老工业区正实现新转型。

　　在这片1.35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聚集了联发华美空间文创园、海峡建筑设计文创园、联发文创口岸、海西工业设计中心、两岸客家文化创意产业基地……2017年,已经改造完成的五大文化创意园区引进文创企业近300家,实现营收26.9亿元。

　　2015年4月21日,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在厦门湖里挂牌成立。自成立以来,厦门片区就担负起向海而兴的改革任务:创新发展机制、提升开放水平,让自贸区成为改革创新的推进器、对外开放的新支点。

　　用手机登录APP,报关员凭借一个账号,就能办理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海关、检验检疫、海事等36个部门的业务。这是厦门片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带来的便利。这个自贸区设立时上线的口岸管理共享平台,让片区内口岸核心业务实现“一个窗口、一次申报、一次办结”。

　　在这个平台上,出口货物的申报效率提升50%以上,通关申报时间由4个小时减至10分钟内；船舶滞港时间由36小时缩短为最快2.5小时,每艘船省掉了257页的申报单证。厦门自贸试验区电子口岸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少华告诉记者:“目前‘单一窗口’日单证处理量约25.7万票,直接服务企业6500多家。”

　　“单一窗口”是在厦门片区落地的上百项创新举措之一。挂牌三年多来,厦门片区在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推出343项政策措施,其中,全国首创52项,复制推广全市256项。

　　各项创新政策落地实施也使厦门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参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经第三方评估,2017年厦门营商环境从自贸片区挂牌前的61位提升至38位。

　　在湖里创新园的亿联网络企业大楼里,汇聚了一个个来自全球各地的SIP话机订单。亿联网络这一位于湖里区的上市企业,去年SIP桌面话机总出货量超过290万台,成为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SIP话机供应商。

　　另一家落户创新园、专注于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服务的高新企业——科技谷(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2016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在交通出行领域获得了国内航空、铁路标杆客户的广泛认可。

　　“为什么选择湖里区?因为这里充满创新和活力,是能够汲取有利养分的热土,有无限的成长空间。”科技谷总裁陈思恩说。

　　湖里创新园在十多年间,已经发展到拥有完整创新产业链、全面社区功能、政府一流服务的创新社区。这里聚集着几千家创新企业,汇聚了一大批年轻人才。2017年,湖里创新园入驻企业6576家,主营收入483亿元。

　　湖里创新园是湖里区高新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乘新时代发展的东风,大批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湖里区集聚发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故事生动上演。

　　目前,湖里区内的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火炬高新区、两岸金融中心等重大片区、重大园区成为新的增长引擎。2017年,湖里区GDP达到954亿元,同比增长8.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4.4亿元,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85%。

　　黑龙江省计划到今年年底前产能15万吨以下小煤矿全部关闭退出,总计退出产能1246万吨。到2020年底,保留煤矿年产能全部达到30万吨以上。

　　截至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煤矿总数579处,主要分布在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4座城市。7月6日,黑龙江省煤炭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黑龙江省严令,公职人员及直系亲属参与煤矿经营的,限期两个月内必须全部退出。未按期退出或者再入股、变相入股的,一经发现,以零容忍的态度依纪依法从严从重处理。

　　按照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的部署,4个主要煤炭生产城市和龙煤集团分别制定整治方案和限期关停台账,动真格、出重拳,淘汰落后产能攻坚战迅速形成声势。鹤岗市按照“一矿一策”原则对辖区矿井逐一分析研究,解决矛盾和问题。七台河市抽调煤管、公安、国土等部门近百名干部,采用无线太阳能视频监控系统和无人机巡航等手段,对辖区煤矿实现24小时监控。

　　8月15日,七台河市建国煤矿和茄子河区宏泰矿业公司三井被实施爆破销毁性关闭,黑龙江省关停小煤矿攻坚战由此进入“实战”阶段。从动员到行动,仅两个多月时间,黑龙江省已关闭小煤矿120处。

　　对主动关闭退出的煤矿,黑龙江省政府和各市政府给予50万元至200万元奖励。到9月末,七台河市关闭退出的36处小煤矿累计获得政府奖励补贴资金1.03亿元。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黑龙江省鼓励支持技术、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加速技术设备升级、提升产能规模,释放优质产能。鹤岗市向阳煤矿经理李庆明说,原有的15万吨小煤矿关停后,通过与另一家煤矿资源整合使产能提升到30万吨,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安全生产和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

　　以淘汰落后产能为契机,黑龙江省积极推动煤炭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创造条件、帮助企业将产能进行市场化交易,最大限度减少其经济损失,同时多渠道支持退出煤矿的从业人员转型。七台河市一家煤矿主动关停退出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转而发展棚室种植业,生产的白草莓等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对列入关闭台账未按期关闭的煤矿,黑龙江省多部门联动制定了惩戒措施。一经发现,相关企业在新建项目、银行贷款、参与政府招投标等方面将受到严格限制。

　　新华社武汉10月15日电(记者罗鑫)以身作则,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车间工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调研督导；敢为善为,对改革发展中的瓶颈和难题敢于动真碰硬,求解改革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他就是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吴锦。2013年6月,吴锦调任天门后,面对天门这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市,明确发展是第一要务,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项目建设作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实施生态修复工程。近年来,天门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位居湖北省前列,人居环境大幅改善。

　　天门河是汉江的一条支流,在天门境内全长109公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天门河城区段两岸民居无序发展、污水横流,导致天门河水体污染严重,对周边居民健康造成危害,严重影响天门的城市形象。

　　“自2008年起,天门就启动了天门河改造一期工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3年,还有一半的沿岸房屋未搬迁。”天门市竟陵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杨寒说。

　　面对天门河这一“老大难”问题,吴锦下定决心啃下“硬骨头”。调任天门后,多次对天门河“把脉问诊”,进村入户了解搬迁户实际困难和问题,争取理解和支持。

　　在吴锦的强力推进下,2015年底房屋征收工作全面完成。随后,天门河城区段清淤截污工程、天门河、汉北河流域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四湖六河”建设等迅速启动。

　　如今,天门河水环境逐步改善,长期保持Ⅱ类水质,配套建设的滨河步道景观带成为群众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城在绿中、推窗见绿、举足游园、移步换景”成为天门市民惬意的生活图景。

　　天门龙骨湖边,成片的高标准池塘一个连着一个。养殖大户刘锋今年喜获丰收,而就在前年,当他面对被淹的农田和池塘,一度手足无措。

　　2016年7月,天门遭遇特大洪涝灾害,15个乡镇151个村被淹,受灾人口达到10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59.66亿元。

　　抗洪救灾历时30多天。吴锦作为天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在一线靠前指挥,组织动员2800多名机关干部、2万多名群众展开艰苦作战。

　　面对天门汉北河水位长时间居高不下,沿线堤坝出现大面积漫溢险情,吴锦果断决策,组建1000余人的应急救援分队,紧急组织动员汉北河龙骨湖分洪区涉及的3.2万人在6小时内安全转移,为分洪赢得了处置的主动权。

　　在天门黄潭镇的万紫千红生态果园,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果园负责人杨西林说,“2016年夏天,果园被洪水淹没,损失达到上百万元。吴书记来慰问我们,提出给我们提供无息贷款和受灾补贴,帮助我们恢复生产,给我们吃了定心丸。”

　　而杨西林近年来从种植棉花转为种植水果、发展观光农业,正得益于天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各乡镇提供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

　　天门种植棉花历史悠久,然而随着市场变化,棉花产业一度面临“雇工难、效益低、质量弱,收储占压资金大、逆价抛销国家补不起”的尴尬局面。

　　吴锦上任天门后,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突出绿色、生态、有机、富硒等特色,调减棉花种植面积40万亩以上,引导农民种植花椰菜、菊花、中药材、浅层藕等经济作物,推广综合种养模式,提升土地产出综合效益。

　　曾经主要生长棉花的土地,如今长出了10万亩萝卜、8万亩花椰菜、3万亩中药材、菊花、树莓；推广20万亩稻田综合种养,建起了生态农庄、特色民居,兴起了乡村旅游。

　　吴锦最忧心的是天门经济发展不够,他带头招商引资,努力将项目建设打造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去年,徐工集团在天门布局环保产业基地。为了引进这家行业巨头,吴锦组织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徐工发展战略,结合天门区位优势提出合作计划,多次真诚交流,最终争取企业布局天门。

　　徐工湖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维说:“天门抓发展的气场、干部队伍的激情,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

　　近年来,天门提出实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强化工业优先、招商优先、项目优先、环境优先“四个优先”意识,持续开展服务企业“百日亲商”、招商引资“百日竞赛”、项目建设“百日会战”、干部作风和发展环境“百日整治”等活动。　

　　湖北宇电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前年将主体生产基地迁到天门,该公司总经理张文博说:“年初征地,年底投产,公司建设特别快。天门在招工、人才落户、流动资金等各方面给予支持。预计今年公司产值将达到2个亿。”

　　5年多来,天门招商引资硕果累累,工业税收、落户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比2012年翻两番。2017年,天门招商引资新签协议项目202个,同比增长55%。

　　龙场镇有5万多人口,约一半是少数民族,这其中又以苗族居多。李红是龙场派出所副所长,在这里守护平安已是十年有余。

　　李红从小立志当警察。后来,他考上了警校,2003年毕业后加入了警察队伍。“我生长在农村,感受过农村人的艰苦,我就想当警察,为群众实实在在办事。”

　　五六年前,一位苗族老人到龙场派出所办事,由于不会说汉语,李红无法和老人进行沟通,最后,只能找懂汉语的苗族群众“翻译”,这才解决了问题。这件事让他决定学习苗语。

　　如果把苗语学好,就能随时随地和苗族群众“打苗话”,他们就一定能感受到警察是真心为他们服务的,平时产生矛盾纠纷,警察也能顺利调处。通过请教苗族村民,自己做笔记,平时深入村寨交流,现在,李红的苗语已经很流利了。

　　在龙场镇小营村,55岁的苗族村民杨德文告诉记者:“李红打起苗话之后,我们心与心之间就是相通的”。

　　几年前,由于高速路建设涉及的拆迁问题,龙场镇龙场村有十多户村民长时间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几个部门多次到村里做工作,最终都没能解决。李红召集村民开会,一下就办妥了。

　　54岁的彝族村民杨丹直话直说:“当初我坚决不同意拆迁,后来李红给大家说清楚了情况,他态度也好,我们立马就支持。”记者同杨丹聊天后发现,并非李红有神奇的本领,而是他经常深入村里,了解村民心中的想法,知道怎样和村民沟通。

　　四新村是龙场镇最偏僻的一个村,村里每月十号召开群众会时,李红都会按时参加,利用群众集中的机会开展法治宣传,并深入了解大家的生产生活状况。

　　在派出所为群众办事时,李红一定要等到最后一位群众办完才下班；当偏远山区的群众不方便到派出所时,他就办好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开车送到家中。“将心比心,群众的事没有小事。”他说。

　　2017年,组织考虑将李红调到局机关,但他还是选择坚守龙场。纳雍县公安局政工科科长赵庆娟介绍,一是他工作干得好,二是他们夫妻两人身体状况欠佳,今年也考虑调整他的岗位,但两次都被他谢绝。“不让他走,调走了都要把他喊回来。”杨德文满是激动地说。

　　在李红看来,农村尤其是偏远的少数民族村寨,矛盾纠纷相对较多,处理难度较大,既然已经掌握了苗语,又同当地群众建立了熟悉的联系,那就要继续干下去,也可以帮助更多民警学会苗语,守护一方平安。

　　做人要有人样,但做官不能有“官样”,这是李红的人生信条。去年,他获得了贵州省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称号。

　　　　　　(记者汪军)新华社贵阳电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新华社香港10月15日电(记者李滨彬、颜昊)港珠澳大桥即将正式全线通车,而建设这一跨海大桥的梦想早在35年前就生根在一个香港人心里,他就是香港著名实业家胡应湘。早在1983年,胡应湘首次公开提出港珠澳大桥具体的修建设想和计划,他的前瞻和远见终于即将成为现实。

　　今年83岁的胡应湘精神饱满,几乎每天都会到位于湾仔的合和中心上班。这栋他亲自设计的66层大楼,曾是上世纪80年代亚洲第一高楼,是当时香港的一张城市名片。

　　这位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老人一直以工程师自居。他说,自己一辈子就是一名发现问题、用简单方法解决问题的工程师。

　　在自己的办公室,胡应湘几乎每天都会在心爱的绘图板上设计画图,“这是我的员工们送我的结婚礼物,都用了48年了。”胡应湘对这个绘图板爱不释手。就是在这张绘图板上,胡应湘勾画出改革开放后广州中国大酒店、广深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深圳罗湖和皇岗口岸、沙角电厂等内地旅游、交通、能源基建设计蓝图。

　　“当年,香港经济发达,是转得很快的小齿轮,而内地经济就像是一个刚刚启动的大齿轮。改革开放以来这40年,小齿轮帮助大齿轮转得更快。今天内地这个大齿轮早已转得更快,反过来帮助香港小齿轮更好地转动。”胡应湘说。

　　1977年,胡应湘和十几位港商一起到内地考察,足足待了27天,足迹遍布北京、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多个城市。“我觉得邓小平先生很有眼光,中国内地新的机遇要来了。”胡应湘说。

　　此次考察过后,胡应湘开始在广州筹建中国大酒店,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内地第一家合资酒店。胡应湘感慨,最大的困难是怎么打破计划经济年代的条条框框,如何慢慢转变观念。“当时内地几乎所有的单位职员都是分配的,至于员工素质好不好就没法保证了。”

　　胡应湘向当地政府提出企业需要自主聘请员工并决定薪酬。他与时任主管领导讨论时,拿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举例:既然教练能自主挑选队员,企业也应该自己选择员工。

　　主管领导被胡应湘的话打动,同意让胡应湘大胆尝试。两周以后,酒店招聘3000多人。胡应湘感激领导的开明和远见,也对培训了一批酒店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们10年间培训超过一万名酒店人员。1984年广州的中国大酒店正式开业,开始很多服务员没有旅游业的概念,我们聘用德国人为总经理,引入标准化的管理培训模式。”胡应湘回忆道。

　　胡应湘投资兴建中国大酒店不仅给广州带来了资金,更具意义的是他将“BOT模式”首次引进内地。“BOT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模式,这是国际通行的私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常用方式。中国大酒店成为内地改革开放后采用“BOT模式”的先例。

　　广州市政府和胡应湘的公司约定,广州方面免费提供土地,香港方面筹集资金建设；以20年为期限,期间由港方独立经营,期满全部财产在正常营业情况下移交广州市政府。

　　胡应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亲身体会到州际高速公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促进作用。回港后他就预见,广深一带经济将会高速发展,车流量一定会迅速增加。因此,他决定向广东提议兴建广深高速公路。

　　“我当年写信给广东省省长,要经济发展,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力通讯系统是不行的,国家经济要腾飞,就必须优先发展三项事业,即交通、能源和通讯。”胡应湘说。

　　当时要建广深高速公路,胡应湘认为最大的困难还是观念问题。当时内地很多人认为,内地很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为何要建设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

　　胡应湘凭借丰富的海外阅历坚持认为,没有高速公路就没有经济发展。近邻日本在已经有了发达的全国铁路网以后依然不断兴建高速公路。

　　从1981年签约意向书到1997年全线通车运营,全长122.8公里、总投资122亿元人民币的广深高速公路成为内地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胡应湘回忆,尽管当时经历了许多波折,可以说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把项目做成的”,但最终双方合资建成了这条路就是对粤港乃至整个珠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胡应湘对广深高速公路颇为用心,不但在质量上严格把关,更坚持十分前瞻性的标准:双向六车道、计算机收费系统、交通监控系统、光纤通讯系统、全线照明系统以及至今仍属超前的全线双电源供电系统。这样的设计让广深高速公路成为中国高速公路史上的一座丰碑。

　　胡应湘说,如果搞房地产他会赚更多的钱,但对内地投资更重要的是帮助珠三角配合国家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工业和旅游业,而高速公路和电力网络是发展这些行业的前提。

　　“我是香港的第三代,我的祖父从广东来香港。我一直想看见香港和珠三角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香港的前途。”他说。

　　秦发章,居住在秦巴山区深处的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关坝镇小田村,黝黑粗糙的皮肤上布满了皱纹,49岁的他看起来像60多岁,脸上写满了沧桑。

　　用秦发章自己的话讲,他是“运气最差的人”,2岁患上小儿麻痹症,因为家里穷,没钱治病,结果落下了终身残疾。

　　“有句话叫‘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学艺谋生是我的第一选择。”秦发章告诉记者。

　　大山里不缺“土秀才”。14岁那年,秦发章开始拜师学习给牛看病,然后学编竹篾,后来经人介绍,到建筑工地看管材料,先后随工地去过内蒙古、甘肃、黑龙江等地。

　　面相苍老,身患残疾,身高仅一米五左右,走路一瘸一拐。很难想象这样一位男人,为了生活,年少离家漂泊在外打工,期间经历了多少艰辛和困难。

　　一直到2008年,秦发章高兴地怀揣着辛苦攒下的8万块钱回到小田村。但是,到家一看,他心情顿时沉重起来。

　　“爹妈那时吃饭都成问题,真的是舀水都不上锅了。我拿打工挣的钱把父母以前借的粮债、钱债一次性还清,还买了1000斤粮食回家。”他说。

　　秦发章接着一琢磨,这点钱不经用啊,用完了咋办?光买粮也不行啊,还是要靠自己的地来长粮食。他跑到地里一看,早已荒废,长满杂草。

　　说干就干,他先把山坡上自家7亩地整理出来,还把附近3亩多撂荒地开垦出来,种上了水稻、玉米等农作物。

　　这对身有残疾的秦发章来说,无疑是个“浩大”的工程,也让他吃尽了苦头。“我坚信一个道理:土地是不会欺负人的!脱贫靠双手,做人靠自强!”

　　就这样,秦发章慢慢地改善了一家人的生活状况,从开始有点余粮到现在“三座铁仓都装满了,粮食足有六七千斤”。

　　2014年国家精准扶贫项目启动后,秦发章家被确定为贫困户,政府要帮他易地搬迁建新房,资金大头由国家出,他自己仅需出资5000元。以前打工的钱早用光了,5000元对秦发章来说仍是一笔巨款。

　　为了筹钱,他去采野生菌、掰竹笋。“我把两个头灯点亮,一个戴在头上,一个拴在腰上,每天凌晨4点钟就出门往深山老林走,下午背回来去卖钱。没过多久,我真把5000块钱筹齐了,新房子也顺利地建起来了。”他回忆说。

　　好政策不仅让秦发章住进了新房,还为他解决了产业发展难题。他使用财政提供的产业周转金1万元和县里产业到户发展资金6000元,种植川乌、银杏树、玉米和土豆；他又通过借牛还牛的扶贫模式,养了7头黄牛；自己还养了9头肥猪。

　　“人家说‘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这个贫困户帽子不摘掉,太羞人了。要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既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也离不开自己真干。”2016年,秦发章一举脱贫摘帽。

　　2017年,秦发章以勤劳的脚步朝着小康迈进,年收入超过10万元。2018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他激动地对记者说:“以后要是每年都像今年这样,口袋里有10来万元揣着,那就太好了!”

　　现在,过上了好日子的秦发章,信心十足要找对象。虽已有人给他介绍对象,但他并不急,成就一桩好的婚事,成了他最大的愿望。

　　　　　　(记者蒋作平、刘坤)新华社成都10月15日电

　　“没技术,没资金,当初只带着一颗不怕输的心就回乡创业了。”赵昭谈吐质朴,却藏着一股韧劲儿。2008年,24岁的赵昭毅然放弃在郑州的白领工作,选择回到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太山庙乡冯庄村创业。

　　村子里很多人不解,好不容易读书飞出了大山,为啥又跑回穷山沟做“牛倌”呢?赵昭有自己的想法。在外面工作后每次回家都发现,曾经有着美好记忆的农村日渐衰败,她就想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其中,家乡南阳的黄牛享誉全球,但是市面上的肉制品较少。经过深入的市场调查,她认定,和价格昂贵的神户黑牛处在相同纬度带上的南阳黄牛,前途光明。

　　建牛舍、购牛犊,一开始赵昭养了四五十头牛。没有饲养经验的她买来大量与养牛有关的书籍,夜以继日“加油充电”。不了解养殖和疾病防治知识,她向当地养殖户讨教、在网络上与专家远程交流。几十头牛一天要消耗千余斤饲料,饲料从卸车、运到牛棚,赵昭和雇来的人一起肩扛背驮。

　　冯庄村有养牛的传统,村里散养户养的牛病了,赵昭把药免费送给村民。她还将自己请专家为南阳黄牛研配的饲料以成本价提供给村民。随着饲养场慢慢步入正轨,2015年,赵昭成立雅民农牧有限公司,通过金融、产业帮扶,先后带动200多户村民致富,一些有技术能力的贫困户一年能赚2万多元。

　　历经疫病、市场的风风雨雨,赵昭的饲养场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发展了母牛繁育和肥牛饲养基地,年出栏1500头肉牛,年产值4000多万元。她还流转、托管周边3000多亩土地,发展循环农业。一头成年牛每天产生粪便约20公斤,日积月累便会造成污染。赵昭就利用牛粪和秸秆混合产生的草腐菌种植双孢菇,仅此一项每年增收30多万元。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从创立公司到带富乡亲,赵昭也一路成长,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说自己还有一个愿望:“过去人们对农民的印象停留在‘面朝黄土背朝天’；如今却是越来越多‘手握方向盘,查看仪表盘,北斗开天眼,农机越云端’的新型职业农民。”赵昭说:“我想转变人们对三农的刻板印象。农业做好了前途光明,农村回来了大有可为,农民有理由充满自信。”

　　如今,赵昭带领的30多人创业团队里,返乡创业者占三分之一,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三分之一。南召县的青山秀水间,这曲山乡牧歌已从一个人的独唱变为一群年轻人的合唱。

　　　　　　　　　　　　　　(记者甘泉)新华社郑州电

　　针对美国领导人近期涉华强硬言论,崔天凯表示,有关言论中所有对华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不干涉内政是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中方在恪守这一原则方面保持了非常好的纪录。中方在关税方面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对美方向中方强征关税的一种回应,这是关税对关税,并不针对其他。而中国媒体只是借鉴了美国媒体的经验,在报纸上购买商业版面发表观点、报道新闻,这是所有媒体的惯常做法。

　　在回答有关“贸易战”的问题时,崔天凯表示,中方不愿同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打任何形式的“贸易战”,但如果有人坚持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我们就不得不予以反击,捍卫自己利益。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责任维护积极、建设性的双边关系,这将增强人们对全球经济前景的信心。

　　针对美方所谓“中国的发展靠的是窃取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崔天凯表示,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对中国人民不公平。中国有近14亿人口,难以想象这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谋求发展和繁荣时,主要依靠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奋斗,而是从别人那里偷窃,或者强制别人转移技术。中国人民勤劳、努力,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人。

　　被问及美中两国军舰在南海近距离靠近以及美对台军售事,崔天凯表示,事情发生在中国南海,就是说,在中国的家门口。因此不是中国的军舰开到加州海岸或墨西哥湾来,而是美方军舰开到了非常靠近中国岛屿和海岸的地方去。孰攻孰守,一目了然。至于美对台军售,这完全是美方干涉中国内政的明证。

　　在被问及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元首可能在11月底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会晤时,崔天凯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在指引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方面具有关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国元首实现了良好的相互了解,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关系会继续下去。

　　崔天凯指出,中国的目标是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并非要挑战或取代任何人。我们愿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一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崔天凯在谈到朝核问题时表示,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上拥有共同目标。中方欢迎并支持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也非常期待美朝元首的第二次会晤。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采取协调同步、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措施。

　　中国是现代科技的后来者,学习发达国家是科技发展的必然途径。回看美国自身的科技发展之路,关键词也少不了“引进、学习、借鉴”。从19世纪直到二战,美国从全球各地引进大量人才,学习欧洲传统强国的先进技术,才拥有了现在的科技实力和地位。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创新活力与能力与日俱增。目前,中国科研论文发表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技术专利申请量已居全球首位,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国科技进步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结果,是全体人民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2000年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76万亿人民币,位居全球第二。中国的科技创新成就,正如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所说:来自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

　　中国科技创新的艰苦努力震撼世界,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和行动更是赢得广泛认可。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等方面的显著进步,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指出,过去40年,中国建立起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把知识产权作为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该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也评价说,中国的相关努力和成效“在知识产权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罔顾事实,只会被事实“打脸”。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近期举行的关税听证会上,罗技等在中国设立合资、独资企业的多家美国公司公开表示,并未许可或被要求许可将任何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也未被强迫将知识产权或技术转让给中国企业。

　　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实际上,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达79.6亿美元。

　　美方之所以取得丰厚收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取得扎实成效。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数据显示,过去10年间中国使用外国技术支付的专利授权和使用费增长4倍,为本国境内使用的外国技术支付费的规模已达全球第二。

　　对属于市场行为的技术转让横加指责,其实是私心私利作祟,完全背弃了契约精神。更为讽刺的是,在高科技领域,大搞贸易“不自由”的恰恰是美国自己,高科技出口管制、禁运是其遏制别国发展的常用手段。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因为中国超级计算机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从2015年开始对中国四家超算中心禁运英特尔“至强”服务器芯片,“精确狙击”的意图明显。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4%；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35%。

　　明眼人不难看出,所谓“强制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等说辞不过是美国挥舞关税大棒的幌子。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副总裁罗伯特·霍马茨直言,中美贸易摩擦仅仅是表象,它折射出的是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科技实力充满焦虑,这也是近期以来美国政府针对中国高科技公司出台一系列限制性政策的原因之一。

　　科技进步造福全人类,而开放合作是科技进步的推动力。作为全球科技投入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加强合作利在两国、功在世界,封闭排外只会“损人不利己”。美方应摒弃零和思维的执念,放下动辄挥舞的大棒,走上合作共赢的正道。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德国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14日公布初步结果,长期在该州执政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遭遇挫折,得票率降至35%左右,将失去在该州的政治主导地位。

　　分析人士认为,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的失势将累及其姊妹党,即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两党应尽快重新审视过往政策得失,及时做出调整,避免两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再遭削弱。

　　基社盟自1946年进入巴伐利亚州议会后,绝大部分时间是该州第一大党。该党在德国政治光谱中本属中间党派,但从其近期的一系列政策来看,基社盟似乎有意“向右转”,甚至发出一些近似民粹的声音。有分析认为,基社盟领导层希望以这一姿态挤占选择党的生存空间。

　　不过从本次选举的结果来看,基社盟的努力并未取得效果,反而使不少原有支持者的选票流向主张接纳难民、倡导环保的绿党。德国智库贝塔斯曼基金会研究员克里斯蒂安·蒂尔曼认为,基社盟将选战重点放在移民议题上,却忽视了巴伐利亚州房价房租上涨、幼儿保育费用高企等民生议题,没有拿出切实的解决方案。

　　基社盟在联邦层面与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是姊妹党关系,基社盟只在巴伐利亚州进行政治活动,基民盟则在德国其他15个州活动,两者在联邦议会中共同组成议会党团,被称为联盟党。舆论认为,基社盟在巴伐利亚州失势,意味着联盟党在该州根基动摇,党团在联邦议会中的“底气”也随之降低。

　　通常情况下,德国媒体将联盟党作为一个整体与议会其他政党相提并论。不过,自今年3月德国新政府组阁完成后,德国媒体使用“联盟党”这一字眼的频次逐渐降低,原因是基社盟与基民盟声音并不一致,甚至常生内斗。

　　不少分析师认为,党团内斗是选民对基社盟与基民盟逐渐失去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默克尔的说法,不少选民根本不知道两党在争什么,但争斗本身就不会让选民看好。

　　现阶段两党分歧主要集中在移民问题上。基社盟在相关议题上态度较为强硬,与基民盟的主张多有冲突,两党几次吵到几近“白热化”的程度。

　　今年7月,基社盟主席、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要求遣返“二次移民”,即已在其他欧盟国家登记后来到德国的移民。而默克尔坚持要求达成欧盟层面的宏观解决方案,不同意德国单方行动。泽霍费尔曾一度威胁基社盟退出执政联盟,几乎导致政府垮台。

　　今年8月,德国东部城市爆发极右翼势力游行。默克尔决意撤换负责国内安全的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汉斯·格奥尔格·马森,原因是马森对右翼势力表示同情引发争议。而泽霍费尔则力保马森,提议任命他为内政部国务秘书,相当于“升职加薪”。这场争吵使德国舆论哗然。

　　此次巴伐利亚州议会选举在德国被普遍认为是日后联邦议院(议会下院)选举的风向标,选举结果会对各党士气和策略产生影响。

　　选前就有一些德国媒体分析称,基社盟如在选举中失利,默克尔的政治实力将被进一步削弱。有报道甚至说,从后续政治活动的日程表上看,本次选举或成为她提前结束第四个任期的“前奏”。

　　本月28日,德国还将迎来黑森州议会选举。选前民调显示,基民盟支持率仅为29%,较2013年选举的38.3%大幅下降。

　　今年12月,基民盟将召开党代会选举党主席。分析人士指出,无论默克尔是否继续当选党主席,接连的政治失利将导致党内外质疑和反对她的人逐渐增多。德国电视一台以“风暴来临”为题报道说,人们都在寻找谁该为联盟党当下的不利处境负责,默克尔正承受压力。

(记者张远、任珂)新华社慕尼黑10月14日电